北京前门大街，人山人海，游客们相互闯入互相的镜头。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，是摄影师口中的“费事让一让”。

  但在100多年前的正阳门下，摄影的人才是仅有的“闯入者”。旅行者、摄影师、外交官，带着一摞摞厚厚的玻璃底片，来到正阳门下。

  两年前，为了预备北京中轴线申遗报导，我购得一本《北京中轴百年印象》。700余张北京中轴线的老相片里，最早的摄于1860年。某个晴朗的秋日，摄影师费利斯·比托在正阳门城楼上拍下了这座古都的第一张全景相片——

  穿过大清门、千步廊，宫阁耸峙；沿城墙东西瞭望，宣武门、崇文门朦朦胧胧；天边线上，西山、白塔廓影显现。

  没有现代修建的年代，最能感知北京老城的平阔与参差。视界扫过一门、一墙、一城，无需阐释，便能了解何为“我国抱负国都次序的创作”。

  惋惜，再往后看，创作黯然、次序破碎。1900年6月，正阳门箭楼在战乱中被焚毁，两个月后，驻扎在瓮城内的英军印度兵煮饭不小心失火，又将正阳门城楼焚毁。相片里，北京最大的城门残破得只剩半截，恰似被拦腰切断的伟人。

  中轴线上的门，简直都难逃厄运。永定门房顶遭八国联军轰击；地安门被日军用大炮整个轰塌；午门前，八国联军安营扎寨。一张相片中，被凿开的永定门城墙外，几个衰弱的孩提站在护城河里向画外注视，不远处，站着一名荷枪实弹的外国战士。

  我很讶异，在我近几年拍照的相片里，永定门下一直年月静好，大人带着孩子放风筝、踢皮球，老街坊们在城楼下吹奏乐器、跳广场舞，他们无疑是这儿的主人。

  在那些西方摄影师们的镜头里，我国人历来是被窥视的“他者”。我，一个穿行时空的读者、一个书写当下的记者，本认为仅仅偶然窥视过往，但翻阅一张张旧影，我不曾阅历却好像肉身自带的团体回忆被逐个唤醒。

  这或许便是文化遗产存在的含义。几十年、几百年、几千年，铭刻一群人同享的回忆符号，它的完好、损陨、消失、重生，勾连出一段关于“我”的叙事。

  上一年，年过花甲的北京延庆长城史料保藏者孟宪利走入我的视界。在他保藏的600多张老明信片、相片、幻灯片、版画中，有一组相片极为宝贵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西方摄影师行至衔接南口镇至八达岭长城的关沟古道，在最窄处，一个叫“五贵头”的当地，不谋而合地为这条交流华夏与塞外的要道留下了它开始的印象——

  东为燕山，西为太行，峡谷中仓促北行的人挑着担子，赶着马车、骆驼，没入巨石的缝隙。四角攒尖顶的魁星阁与双层单檐歇山顶的关帝庙，分立东西崖壁。昂首，长城横卧，注视着一代代人在奔走风尘中困难生计，在追祖怀远中生生不息。

  1909年，我国人自主规划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从这儿穿过，畏途就此变通途。

  带着那几张老相片，我随孟宪利来到五贵头，却不见东边的崖壁和魁星阁的痕迹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日本人将五贵头段的京张铁路改线，削平了山丘，摧毁了古阁。

  那几年，日本人在长城沿线拍照了许多记载战事的相片。我结识的另一位保藏者、35岁的阮明昊，是一位听障人士，他保藏了当年日本朝日新闻社发行的《支那事故画报》。相片里，日军占据一道道城关。

  一门、一墙、一城，无声哭诉，我又一头扎进一段团体回忆。跟从这些相片的带引，我一次次身处前史故地，在八达岭、居庸关、长峪城等地触摸烽火留下的痕迹。

  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说中，这些具有极端严重且耐久价值的纸质、视听、数字或其他格式的文献，被称作“回忆文献遗产”。“回忆文献遗产”对抗着无视与淡忘，不只实证一段前史，也照顾你我身处的实际。

  2019年12月，京张高铁注册。这条百余年后由我国人自主规划的智能化高速铁路与关沟古道、老京张铁路并肩而行，冲过一道道旧日城关。40里的山谷，装下三个年代的征程。

  我以记者的身份亲临高铁注册现场，在长城脚下，参加前史的书写。我也留下了一段印象，向读者们叙述我与这条高铁的故事，那是我对这片土地最新的回忆。

  假如不是由于老相片，我或许难以感知新与旧替换间，京张高铁的重量缘何厚重。北京中轴线多年，城市格式仍旧沿着这条线成长。老城犹在，新城正兴，在韶光的相册里，我感悟一条线何故撑起国都的脊柱。

  一些搭档曾对我说，咱们拍的相片在当下或许没多么大的含义，它真实的价值是在未来。触摸老相片的阅历，让我越来越坚信这句话。